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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法律文化】出使四国的维新变法思想先驱:薛福成

所属类别 : 党风廉政及普法专栏 发布日期 : 2018-11-29

在江苏省无锡市的中心闹市区,坐落着一间占地面积2.1万平方米,由中、东、西三条轴线组成的布局严谨、中西合璧、特色明显的大型官僚宅第。该宅第在传统基础上吸收西方文化的建筑风格,形成了适于社会交往的园林式开放格局。作为中国近代社会转型时期的江南大型宅第,它填补了我国近代建筑史上的空白,在2001年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这座宅第就是无锡市民熟知并喜爱的“薛家花园”,是清廷为褒奖其主人在内政外交上取得的非凡成就而建,光绪帝御笔亲题的“钦使第”竖匾仍悬挂在薛府门额之上。然而这座由其主人亲自设计、主人长子耗时四年监工建造的精美宅第,其主人却无福消受,病逝于任满归国回乡的途中,他就是为时人称道的奉使泰西的“美使才”、早期资产阶级维新变法思想的先驱——薛福成。

师事曾侯 经世治学

薛福成,字叔耘、号庸盦,道光十八年(1838年)出生在无锡宾雁里一个读书人家庭。咸丰八年(1858年)春,薛福成与弟薛福保同时考中秀才。是年夏,擢升为广西浔州知府还未赴任的父亲薛湘病故,薛福成兄弟赴湖南安福县料理父亲后事。咸丰十年(1860年),家乡被太平军占领,家人避乱苏北宝应,薛福成兄弟从湖南到宝应与家人会合。在宝应读书的五年中,薛福成写了两篇《选举论》,从朝廷的任官制度入手,痛斥科举制度坑害人才,为提倡“经世实学”而呐喊。

同治四年(1865年)夏,曾国藩率军北上剿捻,沿途遍贴招纳贤才的榜文,薛福成在宝应运河码头谒见曾国藩,递上万言《上曾侯相书》。他在文中表述了自己经世致用的治学目标:“福成于学人中,志意最劣下,往在十二三岁时,强寇窃发岭外,慨然欲为经世实学,以备国家一日之用,乃屏弃一切而专力于是。始考之二千年成败兴坏之局,用兵战阵变化曲折之机,旁及天文、阴阳、奇门、卜筮之崖略,九州厄塞山川险要之统纪,靡不切究。”薛福成还在此文中向曾国藩提出“养人才、广垦田、兴屯政、治捻寇、澄吏治、厚民生、筹海防、挽时变”等应对时弊的八条对策。

曾国藩“阅毕嘉赏不已”,便将其留做幕宾,薛福成成为曾侯“门下晚学生”,与黎庶昌、张裕钊、吴汝纶一起成为曾门四弟子。同治六年(1867年),薛福成乡试考取不能参加会试的副贡生,遂罢科举之念。

青少年时期的薛福成以经世致用为治学之目标,师事曾国藩期间,作为弟子,他遍学考据、词章、义理、经济之学,诸学问大有所成;作为幕宾,他佐曾剿灭捻军、整顿盐法、处理教案、办理洋务,视野大增、能力大长。在曾国藩的务实、勤奋、素朴性格影响下,薛福成成长为一位怀有济世情怀的优秀谋略家、实干家。

戎幕北洋 呼吁变法

薛福成在曾国藩门下做了七年的学生和幕僚,但是直到曾国藩于1872年3月去世,他也没有获得一官半职,只有一个直隶州知州衔。在协助曾纪泽料理完曾国藩丧事后,薛福成到苏州书局任职,从事编辑和写作。在买官和保举泛滥的清末官场,知州衔多如牛毛,但获实职者寥寥无几。然而仅有五品虚衔的薛福成却在光绪元年(1875年)名震朝野。

按清制,薛福成应以直隶州知州衔赴部晋谒承嗣帝位的光绪皇帝,而新皇帝登基也往往广开言路。因此在路过济南看望幕佐齐抚的薛福保时,薛福成完成了包含“治平六策”和“海防密议十条”两部分的《应诏陈言疏》,并请齐抚丁宝桢转呈。

 这份以“徐图自强”为目的的陈言疏兼采中西治法,其主旨首先是依靠“治平六策”的中国传统方式进行自治,再依靠“海防密议十条”的洋务活动实现自强。此疏结合传统治术与新兴洋务而系统地阐述治国理政方略,言人之所不敢言,在朝野引起较大轰动,上书不过15天,两宫皇太后就下旨交军机大臣发各衙门议奏。薛福成于是一夜知名。

 1875年秋,薛福成应直督李鸿章之请,入参保定北洋幕府。在北洋幕府的九年里,薛福成提出了很多富有价值的谋略:1876年针对“马嘉理案”草拟《上李伯相论与英使议约事宜书》,为李鸿章签订《中英烟台条约》提供重要参考;1878年书《创开中国铁路议》,为中国创办铁路大声呼吁;1879年撰《上李伯相论赫德不宜总司海防书》,剖析赫德染指中国海防之弊;1879年完成《筹洋刍议》,呼吁“变法”并系统地提出“变法”主张;1882年撰《上张尚书论援护朝鲜机宜事》,清廷依奏抢先一步稳定朝鲜政局,打乱了日本的侵朝部署;1882年冬,撰《与法兰西立约通商保护越南书》,分析国际形势,建议中国自主开放口岸,实现滇越通商;1883年,写《援越南议》,坚决主张援越抗法……

光绪十年(1884年)正月,薛福成终于告别近二十年的幕府生涯,实授为四品宁绍台道,开始主政一方。时值中法战争,薛福成坐镇宁波,筹划浙东防务,抵御住了法国远东舰队的侵袭。因筹防浙东有功,薛福成翌年晋布政使衔。

战争结束后公务遂轻,于是在政务之余,薛福成抓紧整理过去撰写过的文稿,从而使这个时期成为其精神成果问世最为集中的时段。在此期间,薛福成出版了《筹洋刍议》、《浙东筹防录》、《庸盦文编》、《庸盦文续编》,还整理了《庸盦文外编》。

戎幕北洋的薛福成,不仅是一位洋务实干家,更是一名变法理论家,他在外交、海防、边防、经济等方面都极有创见,已经从曾侯的“门下晚学生”变成引领时代发展的“变法”鼓吹者。

他在《筹洋刍议·变法》篇中申明:“大抵天道数百年小变,数千年大变……世变小,则治世法因之小变;世变大,则治世法因之大变……彼其所以变者,非好变也,时势为之也。”。

在这种朴素的因时而变的变法观的指引下,薛福成打破了经世致用之学的范围,提出了系统地兴办洋务的“变法”主张,为甲午之后普遍的维新变法思想做了奠基。

出使西洋 考旧知新

光绪十五年(1889年),薛福成被委任为出使英法义比钦差大臣。使臣代表天子,本为殊荣,然而在当时却被官员视为畏途。原来,抗法“胜利”的清朝仍有虚骄之气,很多保守的士大夫颟顸无知、盲目仇视西洋。清朝首位使臣郭嵩焘背负“汉奸”“贰臣”的骂名回国之后,一般大臣都千方百计拒绝出使。薛福成得知任命之后也有过担忧,但他更希望有机会对西方进行实地考察,因此他毅然出使。

从1890年3月抵达法国马赛港,到1894年5月任满回国,薛福成为保护侨民、开放海禁、进行滇缅边界和商务问题谈判做了极大的努力,形成了丰富的国际公法思想,出色地完成了各种外交任务。

在公干之余,薛福成细心地考察外国情事,留下了52万字的出使日记,对使西沿途和欧洲的政治、军事、文化、科技都做了详细的考察。清末新政时期,薛福成的出使日记被列为“新政应试必读”的参考书,对清末的政治改革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

作为使臣,薛福成认为“中国不能在公法之外”、国际公法以强弱为衡,他还认识到国际公法不同于国法、外交不同于私交,中国应该放弃礼乐文明下的东亚朝贡外交体系,通过国际公法和国家实力来改变中国在西洋的形象。

作为大理寺卿、左副都御使(1891年、1892年分别补授),薛福成留下了深刻的中西法律比较思想。他对西洋人道主义的法律制度极为推崇,通过中西法律比较,认为“中律尚理,西律原情”,故而“中律似严而宽,西律似宽而实严”。

作为“变法”思想先驱,薛福成在对西洋政制进行详细考察的基础上,认为君主与民主制度各有利弊;议院的功能在于沟通统治者与民众、实现政府权力之制衡;党派分立可以实现政党之间的互相维制、避免独裁与专制;西洋选举都是选出有钱的“体面人”,因此政府比较廉洁,但是选举制度也会导致民粹,而使政府盲目迁就百姓。他还认为应大力发展工商业,实现养民教民才是富强之本,枪炮船舰不是富强之本。

作为儒家士大夫,薛福成在出使过程中,时常思考宇宙本体问题,并对“天圆地方”学说进行了重新解释:“余谓西人所测方圆动静,言其形也;圣人所谓方圆动静,言其道也。夫阴阳始终,寒暑往来,循环无端,岂非天道圆乎?华岱江河,各有定位,不能移易,岂非地道方乎?圆之故,由于动。……方之故,由于静。”他试图把对宇宙的认识提高到“道”的高度,来应对西方人对宇宙“形”的认知,以此来为“变法”寻求宇宙论的依据。

1894年7月1日,薛福成抵达上海,但因长期积劳,身体已差,历经海上万里颠簸,到上海时已是痛病缠身。在上海调养半月后,病情稍微好转,便准备先回无锡省墓再回京述职。但就在准备回故乡的当天感染上了正在流行的传染病,终日高烧昏迷,于7月21日深夜辞世,享年57岁。

1894年8月,光绪帝下达谕旨,“照都御史例赐恤恩赐祭葬”,并下令收集其事迹交国史馆立传。11月,薛福成灵柩安葬于故乡太湖之滨的军帐山麓,其论著陆续由其后人及门生故吏整理出版。

这位不可多得的洋务人才就在甲午战争前夕遽然离世,上天把他的生命留在了中国命运转折的关口。

斯人逝后,中国开始真正地走向了大变革与革命的时代,而他再也不能经世致用地参谋勾画了。

不可否认的是,薛福成对西方的考察与认知还有许多“西学中源”的牵强附会,对中国法政传统的态度还过于保守,认为西方“三纲之训,究逊中国”。但是他摆脱程朱理学之窠臼,致力于经世实学,进而大胆地提出“变法”思想的精神气魄,却始终影响着后人,特别是他那句言辞恳切的“宜考旧,勿厌旧;宜知新,勿骛新”,更是给我们指出了面对社会变革应该持有的正确态度。

 

作者:舒砚 ,法学硕士、澳门葡京娱乐法务部公司律师

稿件来源:《人民法院报》2016年5月6日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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